□特派世博记者  张毅

　　用大芬村来指代深圳，大芬村凭什么？让一个城中村来代表深圳是不是会让人看笑话……

　　对大芬村“出任”上海世博会深圳案例馆的“形象代言人”，深圳案例馆负责人周弘玫曾表示，大芬村虽是深圳的一个城中村，但大芬村从一个普通的城中村最终成为世界油画工厂，其城中村改造的经验值得其他地方借鉴，“这是深圳主推大芬村案例的主要原因之一。 ”

　　作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病之一，大多数城中村的命运无非是被推倒重建，但位于深圳龙岗区布吉镇的大芬村却有着不同的命运。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转型，大芬村完成了由农村到城中村，由城中村再到城市街道社区的蜕变，并成为云集数千画商、画师，近千家画廊的“中国油画第一村”，而村内更是形成一种类似于SOHO的社区模式。

　　■改造前：两层楼的场地月租仅千元

　　20多年前的大芬村，是深圳关外一个芦苇丛生、房屋低矮潮湿、到处都是鸡鸭羊群、一到天黑便狗吠不止的偏僻小山村。

　　“虽然毗邻繁华的深圳特区，但大芬村却和普通的农村别无二致。”1989年便来到大芬村发展的画商吴瑞球回忆说，当时大芬村村民都以种地为生，人均月收入只有200元，“每月只要1000元，就能租下两层楼高的大片场地。”

　　大芬油画产业的开创者、香港画商黄江，看中的正是大芬村安静的环境和低廉的房租。此外，大芬村位于二线关沿线丘陵山地间最为开阔的开口，可以通过布吉边检站与罗湖海关直通香港也是它的一大优势。

　　低廉的成本让“薄利多销”的黄江赚得盆满钵满，而黄江弟子们的工钱也相当可观，“1989年一个月就有6000多元，1992年时已经上万元了。”曾是黄江弟子的吴瑞球说。

　　和黄江一样，因为大芬村日渐红火的油画出口生意和越来越大的名气，陈泉1997年从湖南某大学毕业后就和几个伙伴来到了大芬村并开起了画廊。

　　陈泉说，那时大芬村村口的道路不仅狭窄不堪，而且还有臭水坑和遍地的垃圾，“我们的邻居还有不少发廊小姐和混混，站街揽客和嬉笑闹骂的声音可以持续一个晚上。”

　　■改造后：租金飞涨，周边房价飙升

　　“杂居”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99年前后政府对大芬村进行改造，而大芬村也随之迎来了发展壮大期。

　　立在大芬村村口的一尊雕塑——一只持着画笔的手，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如今大芬村的色彩斑斓：只有0.4平方公里的大芬村，已拥有近千家画廊，画框、画布、画笔、颜料、画工、画商，绘画产业链几乎完整地呈现在大芬村。

　　与发展壮大相对应，目前的大芬村，抢手的沿街商铺早已租不到，即使转让“也要几万块手续费”。

　　飞涨的租金让陈泉被迫关掉了开办多年的画廊，并改租一间4楼的民房作为工作室，“和我一样租大芬村民宅开工作室的画家，少说也有上千人。”

　　大芬村为何能吸引如此多的画家聚居？“这里有稳定的客源，起码不会被饿死。”一边和记者聊着，陈泉一边不忘翻看着美国画商刚交给自己的“一笔大订单”。

　　油画产业的红火，效应不仅体现在大芬村内。如今，地势低洼的大芬村四周环绕的住宅区，房价已由以往的每平方米两三千元飙升至1万元以上。

　　■新追问：到底该不该工业化“油画”

　　究竟应该继续复制生产的行画之路，还是应该高举原创大旗，并培育成一个艺术村落，在大芬村数年的发展中争议不断，“但不得不承认，以工业化的流水线方式生产，以满足不同需求为目的的产业，对于大芬村和周边区域的带动作用是巨大的。作为行业的风向标，工业化体现着另一种价值。”上海世博会深圳案例馆策展人、艺术家滕斐说。

　　真正开动大芬油画工业化“机器”的，正是1989年来到大芬村的吴瑞球。大芬的油画作品大致分为画商下订单、出样板，画工按样板复制而成的“行画”；画家原创完成，风格、笔法迥异的油画作品两种。

　　吴瑞球要做的就是将“行画”生产流水线化，“20个人一排，我在最前面调色，用流水线，你画天空，他画山，他画树，他画房子，又快又统一。”吴瑞球回忆起了1997年启发自己工业化思路的一单生意。

　　在吴瑞球的生产车间，画的制作从模具定型到乙烯喷涂被分成几道工序，几乎整套操作都脱离了传统的油画复制，完全的流水线作业。“和一般普通的三来一补产业没什么差别。”提起几年前的“来样加工”，吴瑞球毫不避讳从前自己纯粹是以量取胜，“最多时一年要生产100万张以上。”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让几乎百分之百依靠出口的大芬村一下子少了60%的订单，也让吴瑞球意识到开发“自主版权”和国内市场的重要性。此后，吴瑞球也开始了自己的“原创作品产业化”。

　　“与手机产业类似，诺基亚原创一款机型，然后复制上几百万个；我们原创一件作品，然后复制100张，有区别的只是数量而已。但在开发自主版权后，我们有了自主定价权。”如今，吴瑞球的生产车间年产50万张，但价格和利润却比过去高出不少。

　　当然，大芬村内开始关注国内市场的画商不止吴瑞球一人：如今，大芬村的油画产品已有35%在国内市场销售，而这也和原创作品更贴合中国人的需求有关。

　　■新问题：原创画家日渐艰难

　　在大芬村纷纷扬扬的产业化背后，大芬村本土原创画家的生存状态同样值得关注。

　　蔡光中到大芬村开画廊已有10多年了，作为大芬村迅速发展的见证者，他坦言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大芬村其实卧虎藏龙，但大芬村的产业化太过出名，导致外界形成了这里卖的都是行画、便宜货的印象，原创作品再也卖不出价钱。”蔡光中表示，宣传大芬产业化之前值1000块钱的画，“现在没准只能卖100块了。”

　　一边是原创作品价格跳楼般猛降，一边是生活成本不断飙升，两方面的合力让大芬村的原创画家感受到现实的压力，“以画养画好像越来越难了。”蔡光中说。

　　不仅作品价值难以被认同，大芬的原创画家往往还因大芬产业化名气太大而被挂上“过分商业化”的标签，不被同行认同。“好像从大芬出来的人满身只有铜臭味。”年轻画家徐红说起此事一脸气愤。

　　虽然心中有怨念，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留在大芬村，而这和大芬油画产业链的发达和市场的相对成熟分不开，“在这里的生活更真实一点，穷的时候画些行画，起码可以保证基本生活。”一位几年前从北京宋庄来到大芬村的画家坦言。

　　而辗转北京、上海、厦门等地后定居大芬的画家“大胡子”尹训志，不讳言自己在大芬有着稳定的订单来源，“追求艺术和偶尔画行画养活自己并不矛盾，我在这里过得自在，这就够了。”

　　上海世博会开园至今，深圳当地的美术馆组织了三场针对大芬本土画家的画展，“大芬的画家们急需一个展示自己内心和对现实的态度，以证明自己并非是古典艺术拷贝者的平台。”滕斐对大芬画家对画展表现出的热情非常赞赏。

　　尹训志也非常欣赏深圳美术馆的上述做法，“这是深圳的美术馆第一次关注和展示大芬默默无闻的本土画家的作品，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鼓励。给本土原创画家多一些空间，行画市场和原创市场能够有效区分。”

　　记者手记

　　文化的强大聚合力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上海世博会深圳案例馆策展人滕斐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在德国的一段经历，令人印象深刻。

　　1993年，滕斐和朋友以每平方米16元人民币(包水电)的极低价格，从政府手中租下了慕尼黑市郊9幢相邻的小房子做艺术园区，当时房子周围什么也没有，但经过10年的发展，目前的艺术园区不仅聚集了大量艺术家，成为慕尼黑的文化中心之一，周边的房地产、商业等也被逐渐带动起来，“如今这个地区已成为慕尼黑的成熟社区了。 ”

　　滕斐的经历不仅让记者联想到美国纽约的百老汇：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百老汇大道的剧院文化开始蓬勃发展，鼎盛时期拥有80多家剧院，1928年甚至曾有2000万人次观看了百老汇歌剧。

　　百老汇戏剧的逐步发展和兴盛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和商业的发展，曼哈顿的时代广场能有今日的繁华，以百老汇剧院区为核心功不可没。

　　从类似的案例可以看出文化的强大聚合力，对于城市发展和扩张的重大意义，而深圳大芬村的转型则为中国以较小的代价、因地制宜地进行城市化提供了极具可行性的参考经验。而且，以污染较小却具有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推动城市化，在今日更具有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