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世博记者 钟子娟

　　世博百日报告

　　2010年8月8日，上海世博会开幕满百日。这一天，恰好也是北京奥运会开幕两周年纪念日。

　　自2004年从外交部借调至上海世博会任中国政府总代表助理的徐波，已开始思考上海世博会将留给中国的精神遗产。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官，徐波将目光投向了上海世博会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作用。

　　“如果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形象在世界舞台上的成人礼，那么上海世博会就是中国在成人礼后的首度全球亮相。同时，上海世博会又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公共外交尝试。它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将为我们留下怎样的财富，是一个值得从现在就开始思考的问题。 ”徐波说。

　　对于世博公共外交的受众，徐波将之分为两类，一类是间接受众，即没有到过世博，仅从媒体了解信息的外国公众；另一类是直接受众，包括参观过世博的外国游客、到访过世博的国际知名人士、在世博园参演过的外国文化艺术团体以及为世博工作的外籍参展人员。 “特别是外籍参展人员，他们在世博待的时间较长，与中国人的接触面也比较广。通过他们在上海世博会上对中国的认知变化，可以管窥世博公共外交的阶段性成果。 ”

　　世博公共外交启示录

　　■防止因领土纠纷起不必要冲突，印巴等国家馆不挂地图；巴以、朝韩同处世博园一定要归功于中国奉行的和谐之道

　　■游客插队、假扮残疾人走绿色通道不是中国特有；出现“黄牛”能看出中国人和犹太人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找到商机

　　■世博会上越来越多的“老外”开始用中国的方式与中国人交流；成长出的“中国通”数量更多更通中国，且有遍地开花之势

　　（一）中国新印象

　　■以色列馆副馆长蓝天铭：

　　整个上海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世博筹备期间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变化的速度更是令人瞠目。数一下上海在这四年里新建了多少条地铁就知道了，这样的建设速度在许多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

　　■巴基斯坦馆馆长阿萨德·瓦希德：

　　巴基斯坦馆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说，现在中国的组织能力世界排第一

　　在上海世博会工作的外籍参展人员共有多少位？对这个问题，上海世博局AB片区部部长、原国际参展部副部长周先强直言，目前尚没有全面统计，“据初步估算，整个园区内持长期工作证件的外籍参展人员大概有两三万。这些参展人员中有的是在世博会试运行前后来沪工作的，有的则早在世博筹备期间就开始与上海、与中国频繁打交道。”

　　以色列馆副馆长蓝天铭（AmirLati）显然属于后者。自2006年就任以色列驻沪副总领事以来，蓝天铭的工作重点一直没有离开过上海世博会，“我是看着世博园区从无到有的。”

　　四年前来沪工作并不是蓝天铭第一次来中国，更不是他第一次与中国人接触，但回顾为以色列馆忙碌的这四年，蓝天铭由衷地感慨，这是自己第一次有机会接触来自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个地方的中国人，也是第一次如此长时间地与中国人合作共事，“可以说，上海世博会为我提供了一次全面深入了解真实中国的好机会。”

　　说起通过上海世博会获得的中国新印象，蓝天铭稍加思索后说，第一大惊喜是中国对超大型国际活动的组织能力和其间所展现出的“中国速度”。

　　“这么大规模的世博会，还真不是随便哪个国家能成功举办的！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世博会，2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还有众多的城市和企业参展方，要使他们步调基本一致、在世博园里和谐共处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再把目光投向世博园外，整个上海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世博筹备期间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变化的速度更是令人瞠目。数一下上海在这四年里新建了多少条地铁就知道了，这样的建设速度在许多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蓝天铭说。

　　在中国经商逾十年的巴基斯坦馆馆 长 阿 萨 德·瓦 希 德（AsadWahid），通过上海世博会获得的中国新印象与蓝天铭异曲同工：“在此之前，如果你问一个巴基斯坦人，哪个国家的组织能力世界第一？答案很可能是德国。但是现在，至少巴基斯坦馆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会告诉你，是中国！”

　　瓦希德表示，仅仅从参观人数来说，目前世博园区里每天涌入几十万人，相当于一座中小型城市的人口。另外，世博会期过半，园区内参观秩序良好，没有发生过重大事故，“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能力做到。”

　　蓝天铭和瓦希德的“世博收获”以个案形式佐证了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观点：6月17日，全球著名的独立民调机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关于各国国际形象的全球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形象整体积极”，延续了去年的较好评价。

　　对于调查结果，皮尤研究中心主席奥尔布赖特认为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突出；二是因为中国逐渐担负起更多的国际责任；三是因为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大型活动，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强大的组织能力。

　　不过，瓦希德对中国的新认识还不止这些，“在上海世博会上，我第一次真切地领略到中国所奉行的‘求同存异、和谐共处’的外交原则的深刻内涵。”“我们原本想在馆内挂幅巴基斯坦地图，但上海世博会组织者知道后，劝我们不要挂。我们最初不太理解——我们在自己馆里挂自己的地图，有什么问题？中方工作人员解释说，世博园里还有印度馆，大家都知道印巴存在领土纠纷，悬挂地图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冲突。”瓦希德举例说，巴方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但提出一个条件——印度馆里也不能有地图。

　　“令我们惊讶的是，中方工作人员不但向我们保证印度馆里一定不会出现地图外，还告诉我们中国馆也不会挂出地图，因为中国也与邻国存在一些领土纠纷。中方工作人员说，他们从来都坚持这些领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可以有适当的方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纠纷。”瓦希德说，这件事让自己深受触动，“巴以、印巴、朝韩，很多有分歧的国家同在上海世博园里展示，这里有世博会本身的魅力，但一定要归功于中国所奉行的和谐之道。”

　　（二）中国软差距

　　■瑞典参展组委会总代表任安莉：

　　游客插队、假扮残疾人走绿色通道……这些都有待提高，这些事情不是中国所特有的，在其他国家的许多地方也能看到。

　　■日籍旅华专栏作家加藤嘉一：

　　你不可能指望别人只对你的优点大加赞赏，而对你的缺点视而不见，你也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喜欢你；上海世博会志愿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是有希望的一代。

　　蓝天铭和瓦希德在上海世博会上获得的中国新印象，让徐波深感欣慰，因为这正是世博公共外交所要发出的强烈信号——中国正在日益强大，而崛起中的中国是一个自信、懂得换位思考的负责任的大国。

　　徐波同时指出，公共外交对于提升一国的国际形象是一把双刃剑，存在风险。“就像你请朋友到家里做客一样，你的热情好客当然会增进友谊，但你家里一些不太好的地方，或者你的一些不恰当的言行，可能让客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公共外交意味着把一个国家近乎透明地展现给世界，这当然有助于我们对外展示我们好的一面，但我们一些不好的、有待提高的方面也会在公共外交过程中暴露给外界，搞不好甚至会出现‘公共不外交’。”

　　徐波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瑞典参展组委会总代表任安莉（AnnikaRembe）在接受采访时就曾提及在上海世博会上看到的一些“有待提高的方面”。“比如游客插队、假扮残疾人走绿色通道、在馆里随处躺卧，只敲章不看馆、一个人带几十本护照敲章，甚至个别小孩在场馆内大小便……”

　　任安莉坦言，上述不文明现象自己在瑞典从来没有遇到过，且一度很头疼，“拿敲章这件事来说吧，我真的不想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每天只是在敲章处做机械运动，他们本应该为游客讲解我们展示的内容。另外，一些游客在馆内随意躺卧也给我们造成很大压力，因为瑞典馆空间有限，只能容纳一定量的游客，如果前边有太多游客占着馆内空间，我们就无法放行后面排队等候的游客。”

　　所幸，任安莉没有因此给中国形象打出负分，“我知道，这些事情不是中国所特有的，在其他国家的许多地方也能看到。而且我也在想，这或许就是世博会的特色，因为园区里的游客太多了。”

　　上海世博局新闻宣传部主管李冰要经常与外籍参展人员接触，而在接触中，李冰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刚认识的时候，外方工作人员只会谈起对中国的好印象。但熟了以后他们会告诉你，他们一方面对中国强大的国力、快速的发展大为倾倒，另一方面他们也觉得中国的软性建设有待提高。”

　　日籍旅华专栏作家加藤嘉一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公共外交。

　　加藤嘉一认为，这是一个国家进行公共外交时必须付出的代价，“就像人一样，有缺点也有优点。既然跟别人交往，你就不可能指望别人只对你的优点大加赞赏，而对你的缺点视而不见。同时，你也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喜欢你。”

　　不过，说起短暂的世博之行留下的中国印象，加藤嘉一还是觉得好印象更多，“上海世博会上的志愿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是有希望的一代。”

　　加藤嘉一曾在世博园里故意用日语向志愿者求助，结果两位年轻的志愿者很快反应过来，并用英语询问“CanyouspeakEnglish？（你会说英语吗？ ）”——这次经历让加藤嘉一对中国青年一代的国际化程度和整体素质大为赞赏，“我想，其他到过上海世博会的外国人，以及在上海世博会工作过的外国人都和我一样，在同时看到中国的优点和不足时，对优点印象更为深刻。”

　　（三）中国模式

　　■美国馆学生大使古家诚：

　　我突然开始明白中国的城市规划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开始明白为什么中国大城市会制订一些上下班高峰时段的交通管制措施，甚至开始理解中国政策制订者的难处

　　■冰岛馆副馆长恩娜：

　　上海世博会上一大收获就是对中国的管理模式有了深入的理解，“中国的任何一个问题、一个决策所涉及到的面都要比冰岛广很多，因此也需要有更加明细的分工”。

　　对美国馆学生大使古家诚（LyleGoode）来说，让外国人看到中国不足的一面未必是件坏事。

　　皮肤黝黑的古家诚经常被世博游客称为“小奥巴马”，或者被问到“是不是奥巴马的弟弟”。

　　虽然与奥巴马家族没有血缘关系，但与奥巴马同父异母的兄弟马克·奥巴马一样，古家诚对中国充满兴趣：来美国馆之前，古家诚曾在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学习了两年半，主要研究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并用中文写作了一篇近两万字的毕业论文，获得了中国教育部承认的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古家诚说，早在来中国之前，自己就知道中国有庞大的人口，知道上海地铁很挤，“上海世博会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见到那么多人同时涌入同一个场所，那种场面让所有的想象都变得苍白。”

　　这种经历带给古家诚的远不只是场面上的震憾，“我突然开始明白中国的城市规划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开始明白为什么中国大城市会制订一些上下班高峰时段的交通管制措施，甚至开始理解中国政策制订者的难处。”

　　“拿美国馆来说，最初我们有关于最大容纳量的估算，也觉得各方面设施准备得很充分。但开馆第一天，突然涌进那么多游客，我们才发现，原来的设计无法适应如此大的客流。”回想起几个月前美国馆的情景，古家诚用流利的中文说，“人口基数大”这一“中国基本国情”，一下子从书本里冷冰冰的术语，变成了亲眼所见的现实和必须面对的难题。”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找到了所谓中国特色的生长土壤。”

　　第一次来中国工作的冰岛馆副馆长恩娜（UnnurB.Vilhjalmsdottir）则认为，自己在上海世博会上的一大收获，就是对中国的管理模式有了深入的理解，“刚开始我不太习惯，觉得中国的一切都很复杂，因为同样一件事情在冰岛可能只需要给一个人打电话，然后等上5分钟就可以解决，但在中国，很可能要花一两天时间，和好几个部门进行沟通，绕一大圈才能办成。”

　　恩娜说，最初自己还差点因为这点不习惯而误事，“在上海世博会待的时间长了，每天看着园区里人来人往我慢慢明白，这些就是因为两个国家的国情差异而造成的。冰岛全国只有31万人，我们甚至不怎么用名片，因为很多人都互相认识，所以事情处理起来也很简单。但在中国，世博园每天的游客就能超过30万，因此中国的任何一个问题、一个决策所涉及到的面都要比冰岛广很多，因此也需要有更加明细的分工。”

　　（四）“中国通”

　　■芬兰政府副总代表溥明睿：

　　在上海世博会上，我发现很多和我当年一样年轻的“老外”，开始学习用中国的方式和中国人交流。

　　■以色列馆副馆长蓝天铭：

　　上海世博会上出现的“黄牛”能看出中国人和犹太人不管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找到商机。

　　无论是古家诚对中国特色生长土壤的探寻还是恩娜对中国管理模式的理解，在徐波看来，这些都是公共外交的题中之义，因为“公共外交的核心就是通过文化对话，让双方了解文化差异，尊重文化差异，而它的最高境界是要欣赏文化差异。”

　　同样身为职业外交官的蓝天铭似乎已修炼到了徐波所说的最高境界，他甚至从上海世博会上出现的“黄牛”身上看到了中以合作的广阔前景。

　　“上海世博会排长队，于是有人卖小板凳；中国馆一票难求，于是有人卖预约券……”这些令不少中国人感觉脸上无光的不文明现象，在蓝天铭口中却有另一番解读，“你知道吗，在这点上，中国人和犹太人太像了，我们都是这样的民族，不管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找到商机。”

　　听到同行说起上海世博会上的种种体会，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来到中国、如今已能讲一口地道中文的芬兰政府副总代表溥明睿（MikkoPuustinen）笑着说，自己已是和中国人打交道的老手，“上海世博会上我没有像其他人有那么多的新感悟。”

　　但溥明睿承认，与中国人接触越多，就越能理解中国人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而时间久了，还能摸索出许多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诀窍”。

　　“与任何人交往，最大的诀窍就是真诚。但中国和西方毕竟有着不一样的文化背景，有的方式在西方看来很正常，但中国人可能就会觉得不太舒服。比如什么地方出现问题，如果是两个西方人谈判，受问题影响的一方往往是直接告诉责任方，你应该做如下改进，然后一二三四全讲出来，然后再找契合点。但如果以这种方式跟中国人交涉，对方很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觉得你过于强势，不给面子。”溥明睿总结着自己的心得。

　　溥明睿说，和中国人说话有时得绕着说，得给对方留有余地，“所以，换成是现在的我，我会把遇到的问题告诉对方，向对方求助。虽然我心里可能已有理想的解决方案，但我一定会给对方时间，等待对方找到解决方案，然后看看其中有没有我满意的。这样做或许会多花点时间，但会让对方感觉比较从容、舒服，还能增进双方的友谊。”

　　溥明睿颇有些得意地说，在上海世博会上，自己就经常以中国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让中芬之间的交往更加顺畅。“在上海世博会上，我发现很多和我当年一样年轻的‘老外’，开始学习用中国的方式和中国人交流。”溥明睿说。

　　（五）世博红利

　　■瑞典参展组委会总代表任安莉：

　　即将赴任瑞典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通过上海世博会，我看到了很多中瑞之间的潜在合作机会，今后我将可以成为中瑞之间的一座桥梁……

　　■美国馆学生大使古家诚：

　　不管怎样，我希望继续留在中国。

　　对于上海世博会出现的一大批尝试理解中国和中国方式的外国朋友，徐波将之形象地称为“世博红利”，“处在世博对外沟通的第一线，我们常说，要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表达中国，用外界能接受的方式进行交往。但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中国人能听得懂的语言，用中国人能接受的方式与我们打交道，这对于发展中国的对外关系，同样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在其他一些公共外交场合，当然也能取得类似的效果。但由于上海世博会的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由此成长出的‘中国通’不仅在数量上可能更多，他们对中国的理解程度可能也更深。并且，这些人在上海世博会后很可能继续活跃在中国对外交往的方方面面，有的甚至将身居要职。”徐波说。

　　值得高兴的是，上海世博会刚刚过半，“世博红利”就有了遍地开花的趋势。

　　7月初，智利馆总代表宋维和（HernanSomerville）被任命为新任智利驻华大使。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这项任命最终没有生效，但让许多看好“世博中国通”的人心生期待。

　　任安莉不久将被任命为瑞典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并自今年10月1日起上任。

　　谈到这份即将展开的新工作，任安莉表示，新工作将是面向全世界的，“但我很高兴作为主席，我还能继续和中国打交道。通过上海世博会，我看到了很多中瑞之间的潜在合作机会，同时深化了对中国的了解。我想，今后我将可以成为中瑞之间的一座桥梁，加强双方的友好合作。”

　　作为最年轻的一位受访者，古家诚还没想好上海世博会结束后自己做什么，“可能回我之前实习过的那家公司上班吧，也可能再试试其他机会。不管怎样，我希望继续留在中国。上海世博会对于我来说，是一次终生难忘的、与中国的亲密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