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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创意产业竞跑 世博中国馆分展两地创意优势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18日 14:18  《财经国家周刊》

  京沪创意竞跑

  全球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电影《阿凡达》最近打算继续展示它的吸金效应:加长版《阿凡达》本月底将再次登陆北美各大影院,而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则将在《阿凡达》的小说版出版之后开始《阿凡达》续集的制作。

  有人预言,《阿凡达》将成就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不仅源于3D技术给它带来的票房业绩,更将源于电影产业延长链上的一系列创意想法。

  这就是创意产业,不仅仅是电影,唱片、出版、广播、游戏等等,还包括运用想像力对其经济价值加以开发的产业。

  据“创意经济之父”约翰•霍金斯估算,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的价值,并以5%的速度递增。在一些国家增长的速度则更快,美国达到14%,英国的音乐产业无论是雇佣人数还是所得利润,都远超过汽车、钢铁或纺织行业。创意产业已经成为一些国家21世纪的主导经济形式。

  在北京奥运会两周年和上海世博会会期过半之际,全世界都将对创意经济的关注投向中国。奥运会对北京传媒产业、大型会展业、体育产业以及休闲娱乐产业,正在发挥持续的影响。与此同时,上海世博会也展示给世界一个创意的舞台、创新的天地。

  近年,中国的创意产业发展迅速。2006年8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出台,文化创意产业这个概念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正式提及。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由此提升到政策性高度。2010年4月,九部委联合发布《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指导意见》,政府支持文化创意产业进入具体操作层面。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纷纷为文化创意产业落子布局。

  北京VS上海:描述性秒杀

  似乎一夜之间,中国的创意产业已经如火如荼地在各地发展起来。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创意城市北京和上海,展示给世界怎样的想象力?

  文/《财经国家周刊》特约撰稿 曹红蓓

  即将浮现于此的京沪两地创意人物、创意园区和创意企业,在未来的某天,或许会以不知几多D的活动影画形态,出现在属于我们时代的《清明上河图》上。那时候,所谓的“创意之都”想必已开花散叶,遍布国境。

  陆川VS郑大圣:

  创意人物相望国馆之巅

  上世纪60年代,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中,有一个意象:乌泱乌泱的人群排除万难爬到一幢高耸入云的高楼的顶层去看戏。这预言性的一幕在2010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变成了现实:每天超过5万的人群乘坐电梯涌入国馆顶层凌空49米的放映厅,欣赏两部8分钟主题电影:陆川执导的《历程》和上海电影制片厂郑大圣执导的《和谐中国》。

  两部影片分单双日放映,这意味着,如果是参观中国馆的观众,你不可能在同一天欣赏到两部电影;同时,由于影片结尾都没有主创人员名单,你也不大可能分得清谁是谁拍的。任观众怎么纠结,在同一个穹顶下的三折巨幕上,它们就这样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隔空相望。

  “历史上从来是北军战胜南军。”陆川笑称自己的团队是北军,上海的团队是南军,“我们宁可站着被人轰走,也不能躺着自杀。”有点错位的是,陆天明的公子陆川其实是上海人,而黄蜀芹家的少爷郑大圣则是天津人。

  直到2009年9月之前,陆川团队都是中国馆主题片的唯一指定拍摄方,陆川本人还是中国馆的影像顾问。在经过8个多月100多稿修改的挣扎后,这种排他性地位丧失了。

  去年9月11日,郑大圣清楚记得这个紧急征召日。那天他恰好回上影集团办事,办完事从制片人钱建平的办公室门前“飘过”的时候,钱刚撂下厂领导打来的电话,招呼他“进来聊会儿。”从集团总裁接到指示,到郑被叫去“聊会儿”,两三个电话的功夫,另一部中国馆主题片的指定导演就定下来了。这时,距离世博会开幕仅8个月。

  “所有的朋友都说,你的胆儿太肥了。”郑大圣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自始至终,我最大的噩梦就是怕来不及。”最后一个月,郑大圣就再没机会躺平了睡觉,“国家礼乐啊,要是搁古代,不成了,那就得斩首。”

  与此同时,北京陆川团队,在制作后期的4个机房里,桌子上、地上,全躺着睡气垫的人。

  在这一场和时间的战斗中,郑大圣部8个月组织投入了来自上影厂、美影厂、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水晶石CG公司超过400人的团队,陆川1年零4个月时间里前后集结的人马有600人。

  陆川说,他是怀着“一腔无知的热情”投入其中的。陆川开始以为创作是比较私人化的问题,仿佛子宫里的胚胎,不希望拿出来示人。但这次是试管婴儿。创意被迫进行颠覆性更改的时候,陆川觉得痛苦。他认为核心原因是,他们的创意没有特别展现中国30年城市化的成就,“这个跟我的想法有所不同。”但他知道国家项目中每一层管理者的巨大压力。“国家项目里面,你要把自己看成一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我的合作者们在北京,一群自由艺术家,他们的教育背景让他们很难接受这个现实。”

  郑大圣的剧本4个月里修改不下百次,幅度很大,不乏“方向性的修改”。郑认为,这是“必须的,不能有脾气,没得有情绪”。必须要调整的时候,只能是不断地逼迫自己:“我还有办法!”精神面貌的调整贯穿始终,开始时10天一次,后来一星期一次,再后来两三天一次,“两天变一个新人。”到冲刺阶段,这种过于频繁的“焕然一新”,已近乎痉挛。5月1日凌晨,郑凝视眼前这个碎过无数次的作品,激动地发现“它竟然是完整的”。

  郑大圣的影片里用孔子的三句话命名三个篇章,他曾经想给影片取名《子曰》,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和谐中国》。在这部片子里,郑大圣本人最大的抱负无外乎两个字:正常。“我不愿它是虚张声势、剑拔弩张的。”他希望表现的中国人,对自己的现状是正常的有把握感,对未来是正常的希冀感。“对的,这是个宣传片。有相当多的内容是规定动作,包括表现手法,而我要承担的是分寸和度,这个责任我必须扛。”郑从不担心“天生一个主旋律”会抹杀导演个人的风格。“个人的蛛丝马迹一定会弥漫其中,装无所装。”在影片中,郑大圣放胆使用了绝迹20年的手绘水墨动画,4个月出活儿3分半,“画残了半个美影厂”。再见水墨动画,那曾是他的儿时梦想。

  《和谐中国》有纪录片的气质,而陆川的《历程》是故事片的底色。在还没想出拍什么的时候,陆川他们就明白知道不拍什么:就是不拍明信片,不拍各种群众集体踢毽子耍龙灯扭秧歌打太极拳努着大笑脸,“这些安全而没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就不拍!”

  和郑大圣不同的是,陆川不曾把自己的片子和“国家礼乐”联系在一起,抱负也远远不止“正常”。他觉得中国的这个大舞台终于交给了一代年轻人,而他获得了向世界表达中国的机会,于是他试图让全世界静下心来阅读一个民族。

  影片开头,是一群穿棉猴的中国人在荒原上奔跑。在提报测试拍摄的时候,底下的一些专家和领导沉默了,问这么多人跑是什么意思?陆川的解释是,这象征着30年我们中国在不断地奔跑。它与片中汶川地震、雨中抬铁轨的画面一样,都是陆川心爱的镜头。他要拍自己真心相信的东西。“至于片子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不认为它是多么的完美,只有在中国宣传片这个系统中,它勉强可以称得上有特色。”陆川说。

  惠通时代广场VS 8号桥:

  创意园区唇膏比娇艳

  围绕本届世博主题,中国馆序厅记载了中国城市化的记忆:1949年,新中国提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随后大工厂进了大城市。1990年代末,国有工业企业开始了关停并转的历程。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得是低碳的,2004年后,北京、上海等地开始确定不移地退“生产”还“消费”,这些城市有了一个新名字——“创意之都”。工业城市魂魄不再,它留下的残躯,那些老厂房老仓库,尚能变废为宝,成为“创意之都”嘴上的唇膏。

  上海拥有全国最多的变废为宝的创意产业园区,目前挂牌的是80个。2010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了其中一家——位于卢湾区建国路的8号桥园区。建筑外墙青砖铺面,建筑之间连廊纵横,在8号桥,时常可以遇到时尚业中各色型男索女借景拍照。“跟艺术家打交道久了,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环境。”时尚生活中心集团总裁、香港人黄瀚泓说。他在1998年的时候开始主持新天地的改造开发,2003年离开新天地后,从第一承租人手里租下这片老厂房,把它改造成现在的样子,起名8号桥。

  8号桥的租户,100%都是创意企业,汇集了时尚休闲、品牌服装、建筑、家具设计、广告、动漫、影视后期等创意企业近200家,其中,超过70%是港澳台及外资企业,租用场地50~3000平米不等。咖啡馆、活动大厅、公用会议室,这些公共服务平台在8号桥随处可得。世博期间香港在沪的一系列创意活动都在这里举行,6月19日是以林奕华为主席的两岸三地设计师交流,热气腾腾的自由讨论到黄昏时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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