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世博版

　　一个多世纪来上海城市发展的最大成就，就是一大批市民的诞生。在新的时代，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已经站满了市民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林歆、记者顾佳 | 上海报道

　　世博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把“上海人”推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聚光灯下。

　　来上海，顺便看世博；看世博，专门来上海。不论对上海人有怎样的认识，世博与上海已如一个硬币的两面般不可分割。

　　有一种考证，“上海人”一词最早出现在1900年李鸿章与李平书的谈话中：“君是上海人，当与洋人习，何不渡德，不量力乃尔！”李平书是上海川沙人，在广东做官。

　　李鸿章的潜台词是，“上海人”当是明了中外大势、通晓事理的明白人。

　　李鸿章的观点从一个侧面表明，“上海人”甫登历史舞台，其重要标志就是对西方工业文明中自由开放与自治精神的汲取。

　　然而曾几何时，“你不像个上海人”却成了一句表扬上海人的话。《新沪商》杂志常务副主编邓的荣说：“既然世博会是向世界传播中国形象的好机会，那么同样也是改善对上海偏见的好时机。”

　　被挑剔的是“居民特性”

　　在上海大学教授林少雄看来，遭诟病的其实并非是作为海派文化载体的上海人，而是上海城市这一特定地域中居民特性的某些部分。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说，1949年后，户籍制度严格，人口流动受控，地域意义较确定的“上海人”概念大约从此时开始形成，其主体成分是那些移民后裔。

　　从1949年到1976年，上海承担了全国六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25万户居民挤在人均2.5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加上80万只马桶和80万只煤炉，凑成一幅上海市井生活图画。”一个时期内，整个城市的文明程度、生活层次下降。“在居住空间狭小、资源短缺、高积累、高贡献的情况下，上海人的性格遭到了扭曲。”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分析说。

　　与之一起扭曲的是全国范围内“外地人”对“上海人”的评价：莫名优越感、强烈排外意识、过分看重钱、自私冷漠⋯⋯

　　上海并不比小县城或乡村更排外。作家孙甘露认为，城市的复杂和暧昧使它更有包容性。“上海没有小地方相对稳定的文化生活习俗，它的妙处就在于是动态的、变化多端的。”上海被误解，只因为它受到更多关注。

　　朱学勤认为，上海被看成一个有异质文明的地方，这是全国范围的思维惯性。由于上海的现代性发育程度更高，它必然遭到“乡土中国”视野的挑剔。

　　今年3月30日，在上海市闸北世博论坛上，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吴建民指出，世博会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开阔视野的宝贵机遇。

　　用开阔的视野看待上海人，又会得到怎样的解读？

　　“假领子”对应价值观

　　学者杨东平将上海人价值系统概括为六方面：精明、实惠、合理主义、规矩和礼教、世俗化和西化。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上海、随后风靡全国的“假领子”，对应了上海人价值系统的一个方面。

　　“上海人，的确更多地关注自己。”艺术家许江在观察后得出结论：一方面，他们习惯大都市的分工，秉持平常心；另一方面，又警觉地守护着自尊和自我行踪。他们深知彼此要客气，也要保持必要的疏远，共同执守着近距离生活却互相视而不见的法则。

　　这种法则，在上海市民的公共交往中，就形成了如何合理利用狭小公共空间，以及如何相互尊重私人空间的特点。

　　上海人不喜欢别人住进自己家---许多影视剧都以表现上海媳妇与外地公婆或农村亲友同住引发矛盾为乐事。然而，当世博组委会仿效北京“奥运人家”做法，在上海招募“世博人家”时，上海人却集体表现出了巨大兴奋。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这对于一向注重区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上海人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

　　据悉，仅黄浦区半淞园路社区就设立了10处接待点，100个接待团队，招募了1000户接待家庭，还有许多未如愿的上海家庭备感遗憾。

　　看似矛盾的文化特质，恰能说明上海城市精神的形成脉络。同济大学教授常青说，譬如受到“世博人家”活动青睐的里弄石库门，这种建筑本身就是不同特性的调和：既引入西方城市房地产的高效开发方式，将Townhouse与沪上三合院结合；又创造了一种中西合璧的外观。它是学来的，却不是抄来的，其实质是兼容并蓄的精神。这也是上海人的精神。

　　“劈硬柴”的契约意识

　　一个老段子---北京人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广州人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上海人说：“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

　　“劈硬柴(AA制)很正常。”朱学勤觉得，上海人的行为更符合现代社会习惯。

　　“上世纪80年代，广州人不乐意和上海人做生意。10年后，他们意识到上海人是更好的合作者。跟上海人做生意开始谈很难，但谈好后，上海人的履约程度绝对可以信赖。”朱学勤说，这就是现代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被认为是上海人对于中国国民性格最具独特性的贡献。

　　为筹办世博会，上海成了“大工地”，上海人忍受了一段漫长阵痛。据上海市长韩正透露，仅去年第三季度上海工地就多达6400个。出行不便，大型工程车出没，很多市民上下班路上“尘满面，鬓如霜”。但据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调查，逾八成公众对世博会施工造成的不便表示理解。

　　葛健雄说，因为市民阶层有较强的法治和契约观念，上海人对政府工作的配合程度向来较高。

　　上海地方政府做派也有这样的契约精神。2002年12月4日，成功将世博“带回家”的第二天，上海官方作出“庄严承诺”：让市民“喝上一杯优质的水，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享受一片洁净的土地，拥有一个健康的环境”。

　　世博开幕前夕，最新公布的“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满意状况”专项调查显示：上海城市环保公众满意度达到85.5分，已达到国家环保模范城市标准(85分)。

　　振兴文化的理由

　　林少雄观察到，上海有一个特殊现象。每年高考或中考一结束，不少家长便将学生的复习资料打包卖了废品。这一现象，固然有发泄情绪的因素，也是微利追求的现实态度，但究其深层原因，还是当下上海人文化意识不自觉的体现。

　　与此相印证，最近在“世界读书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上海，77%的大学生3个月内阅读人文图书量在2本以下，近六成通过看影视作品来了解文学名著；年轻白领中每天阅读超过一小时的仅一成，阅读内容集中于专业、理财、外语学习类。

　　上海人似乎还需要有更多的与“大上海”相称的文化气息。

　　美国学者白鲁恂在《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一文中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和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当时东京掌握在迷头迷脑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马尼拉像个美国乡村俱乐部；巴塔维亚、河内、新加坡和仰光不过是些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心；只有加尔各答才有一点文化气息，但却远远落后于上海。”

　　上海戏剧学院创作中心主任陆军以戏剧为例解释了当今上海的文化：“有热情，缺激情；有高人，缺高见；有大腕，缺大家；有机会，缺机制；有财力，缺眼力；有戏迷，缺戏友；有大制作，缺大作。”他认为，这些有和缺，归根到底，是文化底蕴的某种缺失。

　　陈思和说，上海人真精神就在于没有历史只有构成，一旦失去了携带着时代精气的大构成，上海人只能成为文明的消费者和享受者而不是文明的原创者。

　　世博能否给上海人带来“时代精气”？作为一场“文化盛宴”，世博带来的文化演艺活动就有2万余场，民间艺术活动也借世博之名热闹起来。至少，世博给了上海人一个振兴文化的理由---只有姚明、刘翔、韩寒还远远不够。

　　从市民到公民

　　“每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就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张爱玲把自己当做小市民。全国人民把上海人等同于小市民。

　　市民意识并非贬义词。复旦大学教授林尚立解释说，对于上海和上海人来说，市民意识不是一般的城市化产物，它内生于这个城市之中：近代中国现代化在上海的发展塑造了上海人的市民意识，而市民意识成为上海发展现代化的精神基础。

　　“一个多世纪来上海城市发展的最大成就，就是一大批市民的诞生。”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蒯大申把市民看成一个褒义词。市民在交易中获得个人尊严、权益和成就，并在交易的锻炼中懂得自己和他人之间的边界。正是市场，使市民意识到自由不等于自我中心，意识到个人权利仅仅存在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当中。“在新的时代，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已经站满了市民”。

　　然而，上海人仅停留在“市民”层面的身份认同是不行的，当代城市更迫切需要具有权利意识、自主意识、程序规则意识的“公民”，蒯大申说。

　　世博会使上海市民的参与意识空前高涨，据上海世博会执委会副主任周汉民介绍，十个上海人当中有一个是世博会志愿者。国际展览局秘书长冈萨雷斯。洛塞泰斯的评价是：“我非常了解上海人，对做好最后冲刺、保证一个安全、成功、伟大的世博会，他们的能力是绰绰有余的。”

　　复旦大学教授胡守钧认为，世博会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一方面提高政府的效率和依法执政水平，另一方面提高居民自主意识、主体意识。志愿者行为将带来上海人由市民的理性、自律向公民的自主、奉献的转变。这样的转变，正是构建公民社会的基础，也将成为“上海人”及其城市精神的一次华丽转身。■

　 　“世博后”创新为王

　　世博会是人类想象力和创新力的一次集中呈现和检阅，这会给中国人一次强烈的震撼和激荡。这种理念上的“刷新”比具体的一物一技的收获更重要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 | 上海报道

　　世博前夜，股市不再单边上扬，但有三支股票表现喜人：中国电子、华东电脑、长电科技。

　　这三家公司都与被冠以“物联网”概念的射频识别(RFID)技术有关。在港上市的中国电子为世博会提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门票RFID芯片；融合了RFID和SIM卡技术的世博“手机门票”由长电科技负责开发生产；华东电脑承担的则是RFID长距离频段的系统开发任务。

　　RFID又称电子标签，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出门不带钱包，只要用手机一照就可付账埋单。

　　市场人士分析，“物联网”属“世博后”概念股，世博会建设中被采用的低碳环保、节能等新技术、新工艺，将从后世博效应中长期受益。“世博前”和“世博中”概念股，主要是基建、房地产、商业零售、旅游观光类等。

　　“原本世博后才发力的科技股能这么快就展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说明投资者看好被世博会推广的新技术，看好这些新技术在未来的投射。”上述人士表示。

　　未来科技，“预演”和“预言”

　　一切始于世博会。电灯、电话、蒸汽机、汽车、火车、飞机、航天器等一批新技术通过世博平台得以广泛应用，而巧克力、冰激凌都是在世博会展示后才逐步推广的。世博会因此被称为“经济、科技、文化领域内的奥林匹克盛会”。

　　但世博会不设科技馆，其新科技是放在企业馆展示的。

　　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许多当时已驰名全球的美国大公司迫切希望能建立自己的独立展馆，企业馆应运而生并成为该届展会的主角。之后，与未来科技直接画等号的企业馆成为世博会不可或缺的部分。

　　本届世博会科技密度最高的展区是位于浦西的D片区和E片区，前者全部是企业馆，后者包括一部分企业馆和城市最佳实践区。城市最佳实践区展示的是未来城市新生活，是关于未来的“头脑风暴”。

　　而实践区中的“未来正在实现”项目，参展主体也是企业。由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操刀”的这一展示空间，集中展示的是园区内“国家队”、“海归队”、“跨国队”、“民营队”在各自产业领域中的前瞻性科研成果。

　　企业善于用自己的方式演绎未来科技。思科馆的主题是“2020年普通家庭的一天”，着力打造城市未来的“智能＋互联生活”；上汽通用汽车馆播放着主题影片《2030，行！》，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出行”，二是“可行”；2049年呢？万科馆用5个小故事预演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方式。

　　综合来看，上海世博会对新技术的展示有两种方式。

　　一种已经在场馆本身，或者建设过程、施工方式上“预演”。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在2005年启动“世博科技行动计划”，科研投入7亿元，据上海市科委主任寿子琪介绍，许多项目成果已在世博园区的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体系中得到实际应用，如建筑节能、楼宇自控、新能源汽车、RFID、安防、智能交通等。

　　另一种则是对未来科技新概念的“预言”。18家企业馆中，有5家展示了汽车、火车、船舶、飞机等多种交通工具的未来状态。比如，参观者可在中国船舶馆体验未来水域城市生活，看看未来之船什么样，人类将如何开发利用海底能源。

　　低碳，正在强化记忆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王战坦言：“申博时，低碳概念在中国还鲜为人知。”而在世博会开幕之际，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断言：“本届世博会可能留给上海最大的遗产就是低碳。”

　　可见，“低碳”在中国是与世博伴生的。上海世博会是人类从高碳文明向低碳文明自觉转型期的一次历史性盛会。今天在展馆内还需要用电影特效和想象力构建的图景，或许就在下一个十年来到身边。其中，被畅想最多、表现最丰富的就是低碳化路径。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宋春华说：“上海的低碳模式路径已经清晰可见。绿色技术的广泛应用，直接造就了低碳排放的绿色园区。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推出，是‘绿色行动’的一次集体亮相。”

　　世博园中，低碳梦想已经照进现实。小到用牛奶利乐包压制成的椅子，大到承担园区内交通的超级电容车、建筑外立面采用的可回收再利用的纤维织物幕墙。一些“零碳”建筑则嫌“低碳”还不够低。

　　世博的“低碳”理念，有望推动上海加快完成“低碳经济”布局。黄仁伟估算说，世博会各场馆都应用了相关的低碳技术，上海如果有20%的地区能够运用这些技术，低碳城市就建成了。

　　今年4月，黄仁伟被邀请至上海市委举行的常委学习会，做《低碳经济与上海发展方式转型》的主题辅导报告。他的建议是搭建以上海为中心的碳交易市场平台，在上海建立低碳示范区，另外还要加快低碳立法。

　　“对于上海而言，实现低碳经济最重要的就是低碳技术；而对于市民而言，践行低碳第一件事情就是垃圾分类。”黄仁伟说。

　　沪上笑星周立波讲过一个段子：“有一次我路过浦东，看到一个标语上面写着，‘垃圾分类，从你我他做起’。”调侃之余，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出这座城市在提倡什么。

　　王石在为世博会万科馆讲演时讲了另一个关于垃圾的故事：他在日本与一个大商会会长谈判时，发现对方不停地抠矿泉水瓶上的塑料薄膜，他很好奇礼节至上的日本人这样做的目的。日本人告诉他，这是在进行垃圾分类，瓶体、瓶盖、薄膜是用不同的材料做的，要把它们分开。最难处理的就是瓶子外面的薄膜，如果不抠下来直接把瓶扔掉，处理成本就会高很多。

　　垃圾分类，一个很基础的低碳行为，正在上海这座未来的低碳之城被反复地强化记忆。

　　不为竞争，为了创新

　　科技是脑力上的创新，低碳是理念上的创新。通往未来之路，少不了“创新”这个驱动力。

　　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吴建中说：“创新是世博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世博会的目的不是为了鼓励竞争，而是为了激励创新。”

　　世博会曾不止一次遭遇原创之争。在1876年费城世博会上，日本人给一家德国媒体写了一封信，批评德国在世博会上展出的产品很“垃圾”，要么是设计师随意模仿，要么是产品粗制滥造。这件“小事”引发了德国全民大讨论，文艺界、工商界都开始反思德国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

　　吴建中说，美国也曾是“山寨大国”。1853年纽约世博会最为典型地“拷贝”了1851年伦敦世博会的“水晶宫”。那时，英国文学作品的盗版在美国遍地都是。狄更斯于1842年和1867年在美国巡访时，曾向美国国会呼吁保护英国作家的版权，但收效甚微。 

　　而在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上，美国人要求保护知识产权了。美国人甚至威胁说如果奥地利专利法中不利于外国发明保护的条款不予改变的话，美国要抵制这一届世博会。

　　上海大学教授林少雄说：“世博会是人类想象力和创新力的一次集中呈现和检阅，这会给中国人一次强烈的震撼和激荡。这种理念上的‘刷新’比一物一技的收获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