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好衣物，装上几本线装书，合上皮箱。临行前，张元济不忘回头看了看自己精心种植的杜鹃花，3月的上海，还未到杜鹃盛开的时节，但眼下的旅程等不到她尽情绽放之时。张元济知道，这将会是一个漫长且意义非凡的旅程，在他的目的地，一场规模盛大的世界博览会正在举行。

　　1910年3月17日，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开拓者、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张元济登上了从上海开往欧洲的轮船，开始长达半年的环球考察。这次出行，他将访问欧洲和美国，抵达比利时的时间被特意安排在1910年7月，因为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就在此时举办。

　　张元济参观世博会

　　1910年夏天，尽管此时的比利时凉爽舒适、气候宜人，但身处他乡的张元济却心情无比压抑，万般不快犹如郁结的乌云一般。

　　一幅幅家乡的画面在张元济脑海中浮现：囚犯戴着镣铐枷锁血肉模糊；顶着大辫子的男人歪躺着手捧烟枪；小脚女人步履蹒跚……这就是20世纪初的大清国。然而，令张元济更为痛心的是，刑具、烟枪、缠足鞋……这些竟然堂而皇之地走上了世博会。

　　“凡人未有不自炫其长而欲人之夸誉者，亦未有故暴其所短而欲人之耻笑者，而吾国独及是，何以见之，见于出洋之赛会。”在亲历世博会之后，张元济愤怒地写下这段话。

　　那一届世博会，张元济亲见了法德等国展馆的广大、展品的繁多，也看清了大清国的黯然失色：展览会场狭小，就连“世界至小之摩纳哥”都远不及；展地偏僻，展品虽有瓷器、绸缎、扇、画、刺绣、漆器，但都粗陋下等、零乱琐杂，甚至比不上苏杭、广州的杂货店。中国参展仅耗银2万两，尚不及慈禧太后一天的日常开销。

　　同时，他还从留学生的口中得知了许多与世博会有关的事件：在1905年举办的比利时列日世博会上，中国的展品中竟有刑具、鸦片、缠足鞋等物，留学生们奋起抗议，展品这才撤去。

　　这一届世博会，张元济先后前往不下六七次，在中国展区中，他看到前来参观的西方人寥寥无几，不少西方人面对中国展品皱着眉头、频频摇头，只看了一会儿便疾步离去，其鄙夷不屑之态如利剑，刺伤了张元济的心：难道我们花钱参展就是为了换购欧美人对中国鄙夷不屑的念头吗？望着东方，张元济心情格外沉重，他害怕，西方国家会专门摘取中国国民的短处、中国国力的衰弱，以此为借口，张扬其殖民东移的气焰。

　　主张展品“现代化”

　　仅在张元济访问西方各国后的一年，中国就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随之瓦解。

　　“与当时的许多人见解一致，张元济也认为‘开启民智’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上海图书馆研究员张伟和他的学生正对张元济及商务印书馆与世博会的渊源做调查与探源，在张伟看来，“开启民智”的理念引领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走进世博，而世博更坚定了张元济培养人才、普及国民教育、“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信念。

　　1910年比利时世博之行对于张元济的触动不可谓不大，他特地为此写下了一篇《中国出洋赛会预备法议》寄回国内，发表在当时影响最大的《申报》和《东方杂志》上，并提出了“吾中国欲侧足与世界，不可不以赛会为之先导”的观点。

　　“在文章中，张元济阐述了中国应该如何参加世博会等一系列理念。”张伟解释，“比如他认为世博会不仅仅是一个振兴商业的平台，它与军事、教育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一方面可以在世博会中展示自己，改变西方人认为中国落后的印象，同时也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发展的，引以为鉴。此外，张元济还提出要为参加世博会精心挑选展品、培养人才，不可以恶俗粗劣之物充数，也不可以不学无术者为之。”

　　张元济回国之后，亲自领导商务印书馆尽可能多地去参与世博会。张伟从目前掌握的资料中确认，1910年之后商务印书馆至少参与了1911年都灵、1915年旧金山、1926年费城三届世博会。展品中包括商务印书馆自己出版的书籍和教科书、教具模型、理化仪器等，并先后取得了不少奖项。1926年，商务印书馆更是展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中文打字机，颇受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展品也是中国当时送展世博会少有的具有现代色彩的展品。除了世博会外，商务印书馆还参加了当时中国举办的几乎所有国内博览会，并出版了大量有关世博会的书籍。“可以说，张元济是中国近代文人中最早认识到世博会重要性的人物之一，商务印书馆也是中国近代企业中最热心参与世博会的一家。”张伟说。

　　日军炸毁善本古籍

　　自1902年，应创办人夏瑞芳邀请，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到1926年，商务印书馆已成远东最大出版商。但暴风雨骤然而至。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日军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大半生心血顿时化为灰烬。

　　第一枚炸弹落在商务印书馆的油墨仓库，噩梦开始了。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悉数中弹，成为一片火海。那日，商务印书馆八成资产被毁。最令人痛惜的是东方图书馆的46万册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全部被焚。望着满目狼藉，66岁的张元济泪涕纵横，“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

　　但商务印书馆并未倒下，就在东方图书馆被焚当天，已退休的张元济立即重返商务印书馆，肩负起复兴重担。他不分昼夜地忙碌，直至商务印书馆重新开业。

　　张元济不忘关注文化教育事业。1939年，他参与发起创办了合众图书馆。创办之初，图书馆没有现成的馆址，直至1941年才在长乐路富民路盖起了房子。到1949年，合众图书馆已有藏书22万册。

　　晚年中风仍继续工作

　　在商务印书馆遭遇了战争的重创之后，张元济卖掉了位于万航渡路上的花园洋房，举家迁往位于淮海路1285弄24号的小楼。如今这幢小楼有7户人家共住，但张元济的孙子张人凤仍住在三楼。

　　沿着吱呀的木楼梯走上三楼，记者见到了年近古稀的张人凤。讲起祖父张元济，老人感慨万千，祖父的严谨、勤勉令他难忘。“我幼年开始形成记忆的时候，祖父已经年届八旬。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每天坐在二楼的一张方桌上，书写不止。”张人凤说，早晨当家人来到祖父房中请安时，他早已用过早餐，开始工作。刚过8点，商务印书馆的老师傅就会骑着自行车，送来一大叠书信、文件，请张元济批阅。下午4点，老师傅再将他写好的信件、批复取回。直到1949年张元济中风之前，几乎天天如此。

　　1949年底，82岁的张元济因中风，半个身子不能动弹，即便如此，他仍继续编校工作。东方图书馆被毁时，幸有574种善本因存放在租界的银行保险柜里而得以保存。张元济开始对这批图书进行编目。病榻上，他倚着一张小桌，凭借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完成了《涵芬楼烬余书录》的编校。

　　在张人凤记忆中，张元济即使偶有闲暇，也不过是写字、听昆曲和种花，而三楼阳台上的杜鹃正是他的最爱。2010年5月，又是杜鹃花盛开的日子，世博会在中国上海举办，距离1910年张元济与世博会结缘，整整一百年。 （早报世博记者 陶宁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