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人把期待的目光投向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我们钩沉史海，发现中国人自世博会诞生之时就与之交缘。是谁第一个看到世博会?是谁第一个代表中国参加世博会?又是谁在积极开拓中国的世博事业?……
往事悠悠，百年追梦，多少仁人志士正是通过参加世博会，从这个窗口知道了世界，并感悟到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
徐荣村——世博送展第一人
徐荣村——世博送展第一人
或许是为了追求完美，抑或是为了创造一个永不朽的传奇，当中国世博第一人徐荣村参加了1851年首届世博会并摘金夺银的故事被发现挖掘出来后，他独特的个人经历竟被移花接木地续在另一个叫做“希生广东老爷”的人身上，有人便想当然地认为他曾带着自己的“荣记湖丝”绕道好望角到达英国，参加了1851年世博会，并最终被英国画家塞鲁斯绘于油画之上。于是，徐荣村那个在历史烟云中刚刚清晰的背影又逐渐变得模糊起来。
徐荣村，名瑞珩，字德琼，号荣村，广东香山拱北北岭人。上海开埠后，徐荣村及其兄弟是最早到沪闯荡并因此发迹的商人买办之一。据《徐氏宗谱》记载，早在道光年中期徐荣村就来到上海，“适中外通商，沪上商务为中外冠，闽粤次之。君往来聚积，一意经营，不数年间，累业巨万，一时与君同为贾者，莫能及君万一”。
如果没有参与1851年世博会的经历，徐荣村充其量不过是一代成功商人而已，他的故事不免有些平淡。但是，历史眷顾了徐荣村，徐荣村也创造了他个人和中国的世博史，在那个绝大多数国人还沉浸在天朝上国迷梦，对外部世界茫然无知，甚至还不屑一顾的年代，作为一代中国商人，徐荣村将如炬的目光投向外部世界，当1851年外来新生事物万国博览会的信息传到他耳中的时候，他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商业机会。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细节：他很快精选12包“荣记湖丝”紧急船运伦敦，最初由于包装不够精致，受冷遇，之后人们终于发现上海荣记的丝绸样品充分显示了来自桑蚕原产地的优异品质，众评委一致“推君丝为会中第一，中外无异词”，“荣记湖丝”一举夺得金、银大奖，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亲自颁发奖牌、奖状。这是徐荣村世博会故事的高潮，但是，以商人特有的敏锐，徐荣村为自己主演的世博故事“设计”了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结尾：他专门请来画师，将奖状上的“翼飞美人”图案临摹下来，作为以后荣记产品的商标，并为之广为宣传。从此他的商品在中外市场上大为畅销。
中国世博史专家、上海图书馆研究员张伟先生指出，徐荣村在本土把自己的产品送去参加首届伦敦世博会的历史是极其清楚的，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曾远涉重洋到达伦敦世博会现场。其实，也没有必要去做没有根据的联想和假定，真实的历史事实足以证明徐荣村敢于创新的商业意识，和颇为超前的经商之道，这也是徐荣村能够把握世博会机遇的内在心理基础。
同时，张伟认为徐荣村抓住世博会机遇还得益于其买办背景。他解释说，意在展示工业革命成就的伦敦博览会迫切需要各国参与，当时在华的英国外交部门和商人们都得到了来自国内的指令，尽可能地促使中国出席本届世博，但是他们的邀请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这样，在华的英国政商界人士便转而讨论促使中国商品到伦敦博览会展出事宜，而在组织中国产品参展的洋行中就有徐荣村所在的宝顺洋行，因而徐荣村的参与就不难想象了。
王韬——睁眼看世博第一人
王韬——睁眼看世博第一人
说起首届世博会，人们总能想起宏伟的“水晶宫”，然而真正能够亲眼见到“水晶宫”的却没有几个，而亲眼见到“水晶宫”的中国人更是屈指可数。晚清思想家王韬就是这凤毛麟角中的一个，不仅如此，这位人称“中国睁眼看世博第一人”的才子还是第一位在牛津大学演讲的中国人。更巧的是，这位王韬还和明年世博会的举办地上海有着很深的渊源。
王韬，1828年生人，初名王利宾，字兰瀛，江苏人士，18岁时考取秀才。1847年，王韬到上海探望父亲，顺便参观了伦敦传教士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在当时，活字版印刷机对中国书生来说，还是一种很新鲜的玩意儿。王韬面对着按字母次序排列整齐的活字架，以及一天能印几千本书的印刷机大发感慨。一年后，王韬得到机会，留在墨海书馆，担任麦都思的助手。
当时，英国教会认为早先马礼逊翻译的《圣经》中包含太多俚语，决定重印《圣经》。麦都思得到了这个重任，而作为麦都思的翻译，王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逐字逐句对照原文，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1850年新约翻译完毕，1853年旧约翻译完毕。这部《新约》被称为“代表译本”《圣经》。代表译本由于中文通顺，被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采纳为海外标准本，短短6年间已经印行11版，成为在中国最广为流行的圣经译本。王韬功不可没。
太平天国事发，受新思想影响的王韬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军长官刘绍庆出谋划策。李鸿章到上海后知道黄畹就是王韬，以“通贼”罪下令通缉。王韬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1862年在英国领事馆人员护送下搭乘一艘怡和洋行的邮轮亡命香港。在港期间，王韬收集关于香港的资料，留下了很多关于香港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
1867年，受外国友人之邀，王韬乘轮船启行。取道新加坡、开罗出地中海经意大利抵达法国马赛，开始了他在欧洲的漫游。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伦敦的王韬有幸见识到了已搬至伦敦郊区的首届世博会的“水晶宫”。王韬笔下的“水晶宫”是这样的：“……地势高峻，望之巍然若冈阜。广厦崇。建于其上，逶迤联翩，雾阁云窗，缥缈天外。南北各峙一塔，高矗霄汉。北塔凡十四级，高四十丈。窗栏槛，悉玻璃也;日光注射，一片晶莹。其中台观亭榭，园囿池沼，花卉草木，鸟兽禽虫，无不必备……”别小看这简单几笔，但却已是用中文描述“水晶宫”不可多得的记载了。
在英国期间，牛津大学校长特邀王韬到大学以华语演讲，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学者在牛津大学演讲。王韬谈到中英通商的历史，谈到孔子之道，据记载，“是时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
1870年王韬返港，一直从事报刊编辑工作，是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王韬在1884年回到阔别20多年的上海，定居在沪北吴淞江滨的淞隐庐，一直从事报刊编辑工作，直至终老。
张謇——世博实业第一人
张謇——世博实业第一人
作为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张謇是中国近代博览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在中国近代博览事业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对近代博览会积极推崇，竭力倡导，大胆开拓。从相关的史料来看，他对博览会的认识可追溯到19世纪末。他认为，举办博览会，是振兴我国实业的重要途径。
早在1900年，张謇曾“拟东游考察”，后因故未能成行。1903年1月，由徐乃昌转来了日本驻江宁领事天野巷太郎的邀请书，邀请张謇和东南其它名流参观日本于1903年5月举办的大阪博览会。当年4月27日，张謇东渡，于29日抵达长崎。他带着日本何以能够一跃成为东亚头等强国的问题，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国土。张謇看到博览会范围约有60多万平方尺，馆舍面积也有9万多平方尺，其场面之大，参观者人山人海，甚为震撼。这使张謇大开眼界，感慨万千。
据张謇在日本考察期间的日记所载，他先后8次前往博览会参观，学习日本的先进技术，以求发展自己的实业。他对博览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开始与此结缘。大阪博览会非常突出地展示了日本在工业动力革命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特别是标志当时科技进步水平的电和电灯对清代中国而言，还是十分稀罕，但在日本已很普遍。张謇通过参观，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在科技、工业及整体文明程度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最为感叹。
受大阪博览会的启发，张謇于1905年，在《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中，建议“北京先行奏请建设帝室博览馆一区，以为行省之模范”，积极地推崇和倡导建设中国的博览事业。
此后，在张謇等人的策划和指导下，中国参加了1907年米兰渔业博览会，中国商品陈设仅渔业占地400平方米，工艺占地120平方米，数量极其有限，而且展品也大多粗糙。但评奖结果，得奖牌、奖凭百余张，其中，张謇创办的吕四盐场的盐、颐生酿造公司的颐生酒、颐生和温州罐洁公司的罐食同获金奖，而且“赴会参加商等多得微利”，效果较佳。
这次博览会还有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促使政府订立了《出洋赛会通行简章》，并由政府和民间合作筹办参加国际博览会，中国终于摆脱了由海关洋员把持赛会的旧格局，使筹办博览会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这在中国博览会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而张謇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
清末，中国除参与国际博览会外，也开始尝试自己举办博览会。这是在1910年6月至11月于南京召开的“南洋劝业会”最具代表性。因为这虽是江苏地方举办的，却是晚清中国的第一次全国性博览会。此次博览会22个行政省提供了展品。此外，东南亚、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也都有展品参展。整个博览会历时半年，参观人数达30多万。其规模与影响力不亚于世博会。可以这样说：“南洋劝业会是世博会在中国的一次成功预演。”
以张謇为首的一批东南绅商对这次博览会的成功举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是这次博览会的实际组织者。南洋劝业会的最初倡议者为1908年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11月上奏朝廷，申请举办。很快得到以张謇为首的江苏上层绅商的积极响应，并积极参与筹备。1909年2月，由张謇在南京发起成立劝业事务所，这是劝业会组织机构的中枢机关，具体负责筹办工作。8月，清朝廷下谕正式同意举办，在各省协赞会、物产会、出品协会等群团组织的积极推动下，分头准备，精选优良物品，送往江宁赴会参展。与此同时，张謇于1909年8月还被委任为劝业会审查长，负责主持审查展品。由于对展品的认真审查，推动了各地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南洋劝业会获得巨大成功的基础。
李圭——参加世博第一人
李圭——参加世博第一人
徐荣村本人并未亲自到英国参加世博会;读书人王韬也只是走马观花地有机会在法国参观过巴黎世界博览会。而真正第一次走出国门专程参加世博会的中国人，却是李圭。
1876年，在宁波海关任职的李圭，受清政府的委派，漂洋过海参加了真正意义的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
自1851年英国伦敦首届世界博览会后，各国参会都由其海关税务机关办理，而中国因海关税务概由外国人“代办”，所以代表中国参加世博会的都是外国人。毕竟是中国参展，从主管到帮办统统是大鼻子的外国人实在说不过去，长期在海关任职的李圭，于是得以成为中国展览团的一员。这样，李圭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因为偶然的机遇，成为了中国参加世博会第一人。
1876年5月13日，李圭带着一名翻译，和中国馆的另一名聘来的工作人员美国人鼎达乘船离开上海，经日本，约一个月后到达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然后从这里改乘火车抵达费城参加了世博会。博览会结束后，李圭又游历欧洲各国，回国后于1877年写下了《环游地球新录》，介绍环游世界的情况，尤其是翔实介绍了费城世博会的盛况，使中国人通过本国文秘人员的见闻实录，第一次比较真切地走进世博会。
费城世博会，包括中国在内共有37个国家参加。据李圭书中记载，博览会盛况空前、场面宏大、激动人心，展出物品丰富多彩，使观光者大开眼界。博览会设“总院”(即主展厅)，分各国展区;另外专设“机器院”、“绘画石刻院”、“耕种院”、“花果草木院”、“美国公家各物院”、“女工院”等。
世博会上的中国馆，木质大牌楼，上书“大清国”三字。门楼上的横额、对联均由李圭拟定，横额为“物华天宝”，对联曰“集十八省大观，天工可夺;庆一百年盛会，友谊斯敦”。中国馆“陈物之地，小于日本，颇不敷用”，但备受世界各国观众瞩目。中国参展物品共720箱，价值约20万两白银。其中各种土特产与手工艺品，包括丝、茶、瓷器、绸货、雕花器、景泰蓝等，在世博会上被推为第一。
李圭在这次世博会上，既看到了西方国家精美的展品，也了解到世界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像丝绸、茶叶的加工方法，瓷器、雕花、景泰蓝的出口量以及其它产品在世界市场的前景，这些都因博览会的交流而胸中有数了。李圭大发感慨:据闻一二年后，法国举办下一届博览会，若中国派商界代表参加，置货必有把握，不会像我一样凭空揣疑。当然，中国要在世界贸易中占有光荣的一席，则不仅只是靠传统的土特产与手工制品，而要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了。
在费城世博会上，美国馆还特别为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展出了康涅狄格州州立图书馆馆藏的中国留学生的笔记作业。包括: 绘画、地图、数学、自然等各门功课，所写的文章有游美记、风俗记等，这些文章都是用中英文对照写的，令李圭激动不已。
李圭借这次参加费城博览会的机会，还顺道参观了美国华盛顿和纽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后取道里昂、马赛，过地中海、红海、印度洋，最后返回上海。历时9个月，行程8万里。其《环游地球新录》一书向中国人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顺应了中国走向世界、变革传统社会的历史潮流。就李圭而言，开了眼界，长了见识，破天荒地代表中国同西方国家进行了工商贸交流，开创了有中国人亲自参加世博会的先河。仅此，就值得我们永远记住他的名字──李圭。
郑观应——主张上海办博第一人
郑观应——主张上海办博第一人
郑观应(1842—1923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他是中国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近现代改良主义者，出身于买办而逐渐走上维新之路的著名民族商人、提倡“富强救国”的启蒙思想家。
郑观应早年创办太古轮船公司，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受李鸿章委任，他先后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总办、开平煤矿粤局总办等职务。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并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修铁路。
1893年，一部体现郑观应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著作《盛世危言》终于出炉。《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其中就包括举办世界博览会，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以后评点道：“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据说，光绪皇帝读了，也大为赏识，诏命总理衙门特印二千部，分发京都大臣阅读。几年之内，这本书竟被翻印20多次，还流传到日本、朝鲜等邻邦，风行一时。
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还提出了举办世博会，是中国主张办博的第一人。《盛世危言》中的《赛会》一篇集中反映了郑观应对世博会的理解，他不仅充分地认识到了世博会对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大胆提出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主张。他写道：“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为什么要在上海举办呢?郑观应写道：“上海为中西总汇，江海要冲，轮电往还、声闻不隔。”甚至在上海举办的办法、经费等集款招商、辟地建屋的具体问题及解决的途径，郑观应在书中都一一想到。文中还提出具体的筹办步骤，先组织小会，逐渐推广，每岁扩充，以与东西各国“齐驱并驾”，裕民足国、致富通商，最后希望当事者“高见远识”，促成此事。
在3000多字的《赛会》篇中，郑观应叙述了从英国伦敦开创的世博会，以及后来法、奥、美、日等国举办的巴黎、维也纳、费城、东京世博会。他还详细介绍了当年(189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世博会，包括世博会举办的内容、组织、占地、筹备、资金等都有详细解说。并阐述了他认识的世博会的重要性：“其振兴商务有三要焉：以赛会开其始，以公司持其继，以税则要其终。”他认为，世博会可以使“民之灵明日辟，工艺日精，物产日增，商务日盛”，“利国利民”。郑观应还在《盛世危言——技艺》附《振兴工艺制造说》(1900年刊行)中提出“救中国之贫，莫如大兴工艺”的四大策略，其中一策就是“设博览会以励百工”。他从1760年前的欧洲博览会说到英国的万国通商大会及以后的著名世博会。
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主张中国举办世博会的实例。一百多年前，举办世界博览会是一个国家展示自己昌盛国力的骄傲行动，而在那时的中国，它还只能是萦绕在郑观应等仁人志士心头的一个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