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读世博》之人行道上的“战争”

　　这是一场发生在公共空间的“沉默战争”，不仅事关城市的环境美观和交通畅通，还会影响市民的消费安全及生活质量，更会改变人民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褒贬判断。

　　美国最近出了个“柠檬水女孩”。

　　7岁的朱丽·墨菲去自由市场练摊，卖自制柠檬水。可是天下哪有真正的自由，卫生官员来了，要么交120美元办许可证，要么收摊走人。朱丽就哭了，这一哭，牵动全美官民的神经，引发出一连串故事：卫生执法该不该一视同仁，要不要保护创业精神，感情能否代替规章，独立媒体该扮演什么角色，“柠檬水起义”是如何演变分化的，市政官员怎样应对汹涌民意... .。。

　　我关心“柠檬水女孩”的命运，也十分留意世界各地的城市管理者，采用何种态度和方式，对待公共场所的商业和艺术行为，这，也是中国城镇的管治难题。这是一场发生在公共空间的“沉默战争”，不仅事关城市的环境美观和交通畅通，还会影响市民的消费安全及生活质量，更会改变人民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褒贬判断。

　　我在旧金山的唐人街注意到，那里的华人店铺很是特别，人行道也是营业场所的一部分。大家在运货车海鲜筐伙计塑料玩具水果顾客蔬菜收银台垃圾箱之间觅路穿插，和其他社区的街道状况截然不同！

　　我很关心背后缘由，问了好多人，有的说市政当局无能为力放弃管治，有的说华埠特色观光胜景保留至今，有一种解释，颇有意思。据说多年前有议员呼吁把人行道还给行人，全市各街区一视同仁，凭什么就你们可以占领人行道做生意呢？结果，华埠商家遍访中华故土各大小城镇，搜集照片录像等铁证如山，证明华人老祖宗都是在人行道上做买卖的，这，不是占道，是一种古老的文化。咱们旧金山不是提倡和标榜多元文化并存共荣吗？议员就此噤声，华埠依旧如故。

　　中国的第一条人行道，出现在开埠不久的上海，英租界里的外国人造“洋楼”，顺便带来了“人行道”这个新玩意。后来，一排排电杆沿马路树立，车辆和行人有了事实上的分界线；开挖地下阴沟、种行道树，无形中增加了行人的安全和舒适。

　　1845年的《上海土地章程》，明确保障行人权利，不得“占塞公路，如造房、搭架、檐头突出、长堆货物等；并不得令人不便”。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不但划界占地，还越管越宽，后来的《巡捕房章程》，更是把人行道上的细节发挥到了极致。如第三项“地毯”款规定，“自西历五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每晨七点钟以后不准在路上抖拍地毯；自十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则每晨抖拍地毯之时刻限至八点钟为止”，并且还要“赴工部局打样房领取执照”。

　　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拍打一下自家的地毯还要领执照？操作可行性在哪里？谁会认真遵守？也许，那时候只有洋人家里才用地毯。

　　好，回到上海世博会。我在爱沙尼亚国家馆注意到，他们设置了十几头“愿望储蓄猪”，希望听到参观者对未来城市的愿望，虽然应者寥寥，但我仍对这种理想色彩浓厚的展馆赞赏有加。这就是世博会，总有一些孤独而不容忽视的声音，提醒人们地球上到底在发生了什么。看到一头“愿望储蓄猪”背上写着“以行人为本的街道”，我想起了简·雅各布斯的著作：《大城市的死与生》。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质疑了当今城市规划观念，对人行道、街区公园、贫民区、商业街的作用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人们在街道上觉得安全，愿意在人行道上聚集、交往，同一条街道上多样性的店铺与服务设施，贫民区的自我更新改造... .。。都是城市活力的来源。

　　这位已故加拿大作家在书中说，“一个城市有了活力，也就有了战胜困难的武器，而一个拥有活力的城市，则本身就会拥有理解、交流、发现和创造这种武器的能力”。这些话，以及书中体现的对人的生活的关心与尊重，值得中国城市管理者阅读并深思。

　　人行道是一个缩影，反映整个社会的公共服务水准。这些年来，我见过太多发生在人行道上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例如为了“创优”“创卫”的突击式整治，比如普通日子对不卫生食摊和交通阻塞的放任与懈怠，比如丑陋劣质的一条街“统一门脸”，引发我思考人行道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用什么方法管理，管理成本能否抵及收益(这里的收益不是指管理部门的收入，大家懂的)，市民如何参与到公共空间治理中。

　　也许，人行道就是一个有生命的系统，和而不同，活而不乱，才是最高境界。

　　美国芝加哥，河滨画摊，市政府资助经济困难画家路边创业。

　　参考阅读：

　　1《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纪念版)，[加拿大] 简·雅各布斯，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2《近代中国的新式交通》，王瑞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3《百年上海城》，郑祖安著，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