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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世博:巴黎世博前夕工人权益获保障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28日 17:28  新浪世博

  上海世博会终于走来,它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心灵触动?将如何丰富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那片园区和逾百个场馆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我们该如何去领会其中人类文明的智慧?边走边读,边走边想。走在世博园区内,在世博园区外。走在现在,也走在过去,也走向未来。新浪世博推出系列策划《走读世博》,世博纪录片导演吴钧将会在184天内与广大网友逐日分享他的世博体验,给出他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和答案。

  铁塔下的阴影与抗争(下)

  巴黎世博会期间,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在巴黎铁塔顶端安装了电灯,这是人工的力量首次点亮黑暗的夜空。但这灯光,不能照亮巴黎贫民窟的黑暗,也无法驱逐统治者内心对光明的恐惧。

  1884年,法国工业与商业部长爱德华·洛克鲁瓦在报纸上写文章,探讨世博会可行性。就在此时,法国昂赞采煤区发生了采煤工人大罢工,作家埃米尔·左拉闻讯后,立刻赶到罢工矿区了解情况。左拉时代的法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完成,全国工业生产水平仅次于英国,位居世界第二位,但离开乡村、走进工厂的工人阶级,并未享受到社会财富积聚带来的好处。当英国、德国相继颁布社会立法,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时,法国政府依旧步履蹒跚,导致此起彼伏的罢工浪潮和流血冲突。

  带着对罢工工人的同情和支持,左拉回到巴黎,开始在当地报纸连载小说《萌芽》,向所谓上流社会的读者,描述了煤矿公司为了转嫁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大幅度降低工人工资。生活悲惨的采煤工人走投无路,举行了大罢工,并发展成为饥民暴动的故事。这是法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工人阶级斗争的作品,左拉自称这部小说“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愤怒,是对社会的一个冲击,使社会为此而震动,总而言之,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

  就在这样的斗争背景下,1889年巴黎世博会走上了历史舞台。

印象派画家马奈绘制的埃米尔·左拉画像
印象派画家马奈绘制的埃米尔·左拉画像

  关于世博会要不要办的争论尚未平息,新的话题又产生了。有位名叫古斯塔夫·埃菲尔的桥梁工程师,宣称要建造一座三百多米高的铁塔,这下可是触动了巴黎人的敏感神经。

  过去二十多年来,手腕强硬的奥斯曼男爵,为了实现都市改造计划,已经拆毁重建或改建市区内60%的建筑,大量中世纪名胜古迹被拆毁,巴黎的城市版图被行政力量强行改变。巴黎人担心丑陋的铁塔会打破原本的城市天际线,这下,巴黎就彻底完了。于是,报纸上开辟出一个个争论阵地,知名作家、学者、官员、市民被卷入其中,埃米尔·左拉是激烈的反对者之一,他联合上百名名人,签署联名抗议信,登报向巴黎市政府和埃菲尔本人强烈抗议,一时间,支持者与反对者剑拔弩张。

辉煌的世博会展馆下,是希冀改变命运的劳动者
辉煌的世博会展馆下,是希冀改变命运的劳动者

  这时的巴黎,已经经过太多的街垒战和政治屠杀,人们厌倦了流血冲突,不管是因为政治还是别的。发达的报纸媒体充当了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不同的声音得以充分争辩,各种利益群体也组织起来争取权益,至少在法律上不再被视为违法。法国的工人政党普遍建立起来,各种工会组织也大量出现,罢工成为工人的合法权利。如同左拉在《萌芽》中所写:“矿工们现在不再是胡涂虫,不再是压在地下的牛马了。在矿井深处,一支大军正在成长,这代新人就像是正在萌芽的种子,不久将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破土而出,茁壮成长。”

  到了巴黎世博会前夕,法国也开始立法限制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为埃菲尔先生“组装”铁塔的250名工人,冬季每天工作8小时,夏季每天工作13小时。和以往资本家“有法不依”的情况相比,借“伟大的世博会”,工人们多少得到了一点保障。根据官方统计,1889年,一般法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有所提高,工资中约有25%来缴房租,25—30%为饭费,在解决吃、住两项开支后,还有一半左右的结余。

走读世博:巴黎世博前夕工人权益获保障
刊登升旗仪式实况的世博会官方画报

  1889年5月15日,古斯塔夫·埃菲尔登上铁塔,升起了一面法兰西国旗。据说,参加仪式的三十位代表中,有建造这座铁塔的工人代表。两个月后,借世博会的机会,来自22个国家的393名代表在巴黎举行“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恩格斯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这次大会上,与会代表一致同意,把1886年5月1日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日,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从此,“五一”国际劳动节诞生了。

  恩格斯在1890年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因此而感叹道:“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呵!”

1889年6月1日,巴黎铁塔大放光明
1889年6月1日,巴黎铁塔大放光明

  巴黎世博会期间,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在巴黎铁塔顶端安装了电灯,这是人工的力量首次点亮黑暗的夜空。但这灯光,不能照亮巴黎贫民窟的黑暗,也无法驱逐统治者内心对光明的恐惧。1898年,八年后,作家左拉因为一篇《我抗议》,遭到了法国政府的迫害,被迫流亡伦敦。在以后的岁月里,那些想自由地思想和说话的人们,依旧需要付出无数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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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阅读:

  1 《巴黎,19世纪的首都》,[德]法尔特·本雅明著,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著,刘云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 《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法]让-皮埃尔·勒·戈夫著,胡尧步 韦东 高璐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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